王亚南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又任厦门大学校长等行政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主张：(一)教学为主，兼顾科研。 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通过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来提升高质量的本科教学，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从而形成人才培养优势，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二)文科理科，不可偏废。王亚南认为，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一定要主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切莫重理轻文，破坏高等教育合乎规律的成比例的发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造出许多“多余”或“过剩”人才，增大了社会的不调和现象。(三)发扬优势，办出特色。从方法论上说，发扬优势是一个如何从实际出发、掌握客观事物的特殊性的问题。王亚南指出，“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不能离开它所体现的社会现实而得到理解。他认为，经济学研究一定要认清国情，因为在理论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但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都不一样。这种思想反映在办学上，就是要从一校的“校情”出发，根据自己的传统优势，因地制宜地创建富有特色的大学。

抗战期间，王亚南曾在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直至解放前，他先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建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厦门大学教授，从事教学与著述。

从1950年起，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到去世。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69年，他因癌症于上海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身后留下四十一部著作(译作)和三百四十多篇学术论文。

厦门大学召开纪念王亚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概括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福建省委在他的骨灰安葬仪式上，称他为“不辞劳苦，勇于攀登，学识渊博的著名经济学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他不像一般的翻译家，一本书翻译完了也就完了，王亚南把《资本论》的观点，马克思的立场方法，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武器。如他经济理论体系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商品形态的经济属性。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

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王亚南，向他提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几年之后，他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僚政治对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

王亚南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反对按图索骥似地套用现成公式，在实践中反对削足适履似地去应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亚南在厦门大学任校长期间，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是一段有名的佳话。陈景润本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可是分到北京某中学时，却不适应数学教师的岗位，工作和生活曾一度陷入困境。王亚南得知这一情况后，设法让陈景润返回母校，让他安心地从事数学研究。后来陈景润科研取得成绩，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要调他去，又得到了王亚南的支持和成全，陈景润后来终于攀登上了数学的高峰。著名作家徐迟在他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生动地记叙了这件事。

在“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加诸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来临了，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

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早就看出了林彪与“四人帮”一伙的丑恶本质。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卧病期间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1]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王亚南绑在柱子上读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于光远

王亚南毕生从事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译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风化雨，哺育了无数英才。晚年在“文革”的酷烈考验中更是岁寒知松柏，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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