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波周期从繁荣走向衰退和萧条的大拐点，全球仍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时期。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2008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0三季度至今。与上轮相比，本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发挥作用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与上轮有非常大的不同。
两轮经济下行周期呈现“一急一缓”态势。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四季度的4.0%。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同比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单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中国经济减速到底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冲击？这是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这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两个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样的外部冲击，扭曲的经济结构会做出更大的反应。
在认识经济减速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是否是中国传统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结束的标志，还是中国传统高速经济增长进程中的插曲？二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基础是什么，这些基础是否已经达到其极致而进入衰减期？三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的耗竭是否意味着新的增长源应当在传统源泉的对立面之中寻找？未来可行的经济增长源泉应当是什么？
当前，国家稳增长政策力度正在发挥效力，短周期见底在即，但难改长周期放缓的趋势。与金融危机时的经济减速比起来，本轮经济减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特别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中国开始真正步入增长动力转换的年代。
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2008年的66.2%。入世十年来，我国的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规模增长了4.9倍，进口规模增长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达到9.6%，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
然而，这一切正在发生改变，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总需求不断萎缩，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危机也是全球经济完成新一轮调整和重新排序的有利时期。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转变发展方式、重建国际竞争优势和提升国际地位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战略任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所指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二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三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此外，北欧、韩国等国制造业强势赶超也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
从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基本要素看则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享受基础要素的“红利期”很快就要期满。从未来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
其实，“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但是其他发达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口红利下滑带来的冲击，而中国情况却令人忧虑，从现实情况看，技术创新乏力导致劳动生产率等供给因素拉动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移。
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 GDP的贡献率超过70%、创新生产率对 GDP的增长贡献率超过50%、R&D经费占GDP的比重超过2%、对外技术依存度小于30%等是国际上比较共识的创新型国家的基本标准。尽管美国债台高筑，财政捉襟见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却并不吝啬。以2007年为例，美国R&D经费3682.7亿美元，占 GDP的比重达到2.68%，人均 R&D经费1265.7美元；与之相比，中国目前R&D经费487.7亿美元，占 GDP的比重仅为1.49%，人均 R&D经费仅为37美元。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凭借领先的基础研究能力、强大的高新技术和创新优势，率先抢占制造业制高点，加紧从技术、标准、规则和市场等方面设置门槛，使我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的难度增大，整体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由“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任何逆周期的调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着眼于长远，把经济增长重心放在推动内部整体结构转型和深层次改革上面才是头等大事。
作者简介：张茉楠，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宏研究平台专家。《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周刊》、《香港中国评论》、《上海商报》、《中国投资》等主流媒体、杂志专栏作家、特约撰稿人。
专注于世界经济、国际货币制度、跨境资本流动、国际收支、财富分配、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大国能源战略等领域研究，著有《创业型经济论》（2009年人民出版社）以及《张茉楠说中国财富分配的革命》（2012年6月机械工业出版社）等。
近年来先后独立承担，并参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基金以及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相关部委课题近三十项。在《红旗文摘》、《新华文摘》、《求是》、《瞭望》、《环球》、《半月谈》、《改革》、《管理世界》、《宏观经济管理》、《国际问题研究》等数十种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两百余篇，在海内外知名媒体发表评论千余篇，并撰写了大量的工作报告和内部研究报告，其经济学观点受到广泛关注，并真正践行着一个学者“经世济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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