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争中，一共有超过一万二千“联合国军”被俘，其中有约4300名是美军。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应遣返所有战俘，但美国总统杜鲁门却没有按照这个办法做，他另有算盘。他提出“自愿遣返”的政策，允许战俘做出自己的决定，既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到某一个交战国。杜鲁门曾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被俘的中国志愿军都不回去。
结果，让杜鲁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23名美军战俘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好的生活”选择了留在中国，为此，美国派出了牧师和神甫来做说服美军战俘的工作，牧师和神甫们磨破了嘴皮，甚至播放他们父母的录音劝他们回国，但最终只说服了2名战俘。
詹姆斯·维内里斯后来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美国当局为了说服我，就以各种优惠条件拉拢我。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顶住了这些‘糖衣炮弹’，我下决心到中国去，同中国人民一道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另一位留下来的战俘莫里斯·威尔斯则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们并没有用电极刺激我们的头部，也没有把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听从他们的命令。他们慢慢地，一步一步，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地感化我们，让我们相信，共产党解开了人类幸福的秘密。”
除了这21名“叛国者”让美国政府大为不解之外，其他战俘的行为也让美国人很吃惊。他们了解到，这些战俘们大多数在狱中都与志愿军有合作，而且中国志愿军也没有使用暴力让他们屈服，他们的“通敌”行为都是自愿的。
这段时间，美国一位名叫爱德华·亨特的记者在各大媒体撰写了很多关于中国政府对民众进行意识控制的文章，他制造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洗脑（brainwashing）”来描述这种控制，后来，他举出了大量洗脑的例子，并总结出了很多洗脑术的规律，写成了一本书，题目叫《洗脑：关于受害者的故事》。
当这些战俘的故事被美国报道之后，引起美国社会的轩然大波，他们指责中国军队对战俘进行了“洗脑”，一位美国官员说，“这些人的大脑（在被洗脑后），变成了一个只能像留声机播放唱片那样说出一些无法自主控制的话来”。
实际上，这位名为爱德华·亨特的记者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心理战的专家，专门负责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宣传策略。他总结“洗脑术”时说，这是一种可以使人脑子陷入混乱的办法，它通过很多身体和心理的操作，从而使人容易诱使其接受其曾经很反感的观点，并从此深信不疑。
一位名叫迪克·安东尼的美国心理学家透露，从195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的20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防部一直在秘密研究“洗脑术”，试图对这些战俘进行“反洗脑”，以消解中国军队对他们“洗脑”的影响力。但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他们最终没能开发出普遍适用的政治洗脑术，也没有办法对战俘进行反洗脑。安东尼说，洗脑术并不存在，这些战俘并没有被洗脑，他们与敌人合作只是因为被监禁而产生了恐惧。
“洗脑”这个新词自从被亨特发明之后，很快成了冷战时代的一个流行术语，用来描述是通过各种手段改变一个或一群人的信仰或行为，人们相信这种技术广泛地被政客、销售精英和宗教及邪教头目应用。心理学的研究最终证明“洗脑术”并不如亨特所说的那样神乎其神，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意识不是可以被外力随意改变的。对于那些内心强大的人来说，洗脑术只是一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