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从“损有余而补不足”开始的，1950年代新中国的土改也是这样，就是国民党去台湾后也搞了土改。1960年代美国兴起以争取黑人权益为代表的平权运动，道理也差不多：招生时给非洲裔和其他弱势人群提高配额，让赢者通吃、独占社会资源的白人牺牲点权益。奥巴马就是平权运动的受益者，当年他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是可以加分的。
中国最早的“平权运动”极其激烈，先是打土豪、分田地，接着又“一大二公”，搞成了教人偷懒的平均主义。所以三十多年前改革从鼓励少数人“有余”开始，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平均主义，让每个人尽量发挥积极性。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余”和“不足”之间的鸿沟太大了，“天之道”已经刻不容缓。
《南方周末》2011年8月4日的报道《穷孩子没有春天?》触目惊心。我曾在山沟里教过农家孩子，深知他们读书多么艰难。农业省份的高考分数线竟高于北京上海，让客观条件本来就差的学生更难考上，这是反平权、逆天道之举。据说恢复高考之初不是这样，要不我这从江西山里去县城赶考的77级还不知能不能考上。后来教育投入和高考分数差别扩大，相对优裕的大城市考生越来越容易，乡下孩子越来越难。上海的中小学在改小班教学，而省里的重点中学因为老师指导应试有方，一个班会挤进八九十人！
近年来政府对大学的投入步步增加，无形中也促成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无论是锦上添花的分类拨款还是几何式追加的科研经费，都只盯住少数名校名教。国外学来的工科项目管理到这里变了味，自上而下组织申报，既然有成就者方能拿到，各级领导自然要请著名教授领衔填表，于是不少“带头人”一项未了，一项又到，发包开会买书号忙得不亦乐乎，还有多少精力检查指导？更甭指望亲自深入研究潜心思考！
文科问题更多，像陈寅恪、季羡林那样的“个体”学者的高端课题难得一见，既因为那些不易得到资助，更由于教材式的通史通论项目诱惑太大，接过来只要切块分下去就行了，还有像工程一样层层转包的。年轻人更难以独立思考去钻研含金量高的课题，因为要忙着给师长做那些未必有兴趣的“子项目”“孙项目”，否则就会自外于体制，断了出成果提职称的路。这些年来科研投入和论文数量比1980年代增加了许多倍，而真正追求原创的钻研精神反而远不如以前。
中国体制的长处在自上而下的高效率，但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应是“天之道”，例如用累进税制来“损有余而补不足”，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相反。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更应是这样。大城市学生条件相对优裕，理应学得更好、考得更好，名校名教授已有相当的无形资产去争取更多资源；而那些资源“不足”的人和学校，远更需要政府的帮助。“有余”的人和学校当然也有权向政府申请，但对他们要求更高，必须是高度原创的研究，绝不要改换名目的低水平重复项目，更不能是名为“集成创新”的抄袭项目。
要是有关部门暂且还难以进行准确的辨别，不如先来“一刀切”：一、拉平全国高考分数线；二、在教育经费向4%迈进之时，给农村大学生减免一半学费。这未必完全公平，但至少是向“天之道”迈出一小步。国家富起来了，已然下决心给所有农户免去了全部农业税，再给那些千辛万苦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女减免点学费，不是更加功德圆满了吗？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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